讨论毛主席的问题，无法回避毛主席晚年的努力，抛开毛主席晚年的奋起博击，研究毛主席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毛主席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非常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但是，在毛主席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毛主席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核心利益问题，以求真正能够跳出“周期率”魔咒，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故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为此，毛主席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和恶评置于身后。晚年毛主席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毛主席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主席清楚，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深切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毛主席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地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
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主席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很多人试图借毛主席晚年时期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50年之后，发挥了巨大的效益。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发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晚年毛泽东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攻击，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短见（如果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毛主席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主席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主席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也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最早的雏形和布局。没有毛主席完成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根本没有制度基础；没有毛主席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巨大人口红利；没有毛主席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开拓现代化进程的人才队伍基础；没有毛主席奠定的国家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体系最全的世界制造大国地位；没有毛主席致力建设的国防军事体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保证不被打断。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新建外交关系，还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开辟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崭新局面。这表明，晚年毛主席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环境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DNA，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故此，必须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晚年毛主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毛主席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源自外国，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斗争甚至是一个贬义词。毛主席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毛主席这一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挽救了回来，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被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改造中国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再塑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外国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毛主席认定的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毛主席喜欢大寨、大庆，推崇鲁迅，厌恶胡适、武训这些人，他的这种偏好被形象地解释为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这种取向，就是要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束缚，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远保有奋斗的精神。晚年毛主席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主席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主席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愤恨，相反毛主席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爱孔子的。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毛泽东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
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但实际上，那时反的孔与孔子没啥直接关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经过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好于向内用力，而忽视了向外用力。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外国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之过，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方向，均借鉴于外国文化。晚年毛主席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晚年毛主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过度考验社会的承受力，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主席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俱往矣，晚年毛主席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自主选出毛泽东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但是，毛主席更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刚从战乱中站起来的弱国，当务之急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毛主席东通过与赫鲁晓夫的斗争，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独立意识，把中国带向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的境界。毛主席对于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乃至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之大，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从未有过许多人攻击他的盲目自大。他一向坚持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路径是借鉴外国，但如何借鉴，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学到好的、摒弃坏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西方依赖科学崛起，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强大，并没有创造出触及人类心灵的学说和导向，足以替代佛学、理学、心学，能够用以彻底改造中国人心灵。马克思主义源自外国，其斗争哲学也在外国源远流长，列宁成功实践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手段，这些是中国需要学习的。
但是，毛主席对任何事情都从不迷信，他要打破一切盲目崇拜的偶像，树立中国人走自己的路的自信之心。不能照搬的原因也非常明显。苏联属于西方文化体系的边缘。苏联（俄罗斯）在列宁的指导下，将外国文化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结合，获得了政治革命的成功，但后来逐步落入沙皇俄国式的大国霸权主义桎梏之中，很快就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背离了人类进步发展的方向。美国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也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全球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传媒娱乐等诸多领域中的一家独大的全面霸权，而且美国的行事风格不仅仅有武装干涉的简单粗暴，也有利益诱惑的温情脉脉，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西方文化单边主义的致命弱点。美国文化被很多国人奉为神明，尊为普世价值，但其核心点无非就是个人权利、私有财产和普选制度，并且将这三点推向极端化。这些都不足以让中国去邯郸学步，西方在获取现有的优势之前并非都奉行这三条原则。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星火公社网 他们有过“羊吃人”和对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绝灭的阶段，那时他们从未遵守过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晚年的毛主席直接否定了照搬西方任何一种模式的思路，告诫中国人不能沿着西方的路子走，要有自己的创造。他要让中国人明白，不能因为别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于是乎认为别人家的烟囱里冒的烟都是我们的范本，自己家烟囱冒的烟如果走了样儿就是错的。毛主席从外国借鉴的主要概念除了斗争就是民主，毛泽东非常推崇民主制，但他并不欣赏西方的具体做法，他需要的是民意的真实、有效的表达和实现。人民为数众多，如果人人参与决策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效率，故此，毛主席提出民主集中制这一重要的极具创造性的概念。民主集中制解决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粗陋、虚伪问题，使人民的意志得以表达，但又不失去效率，因而是适用于中国国情的做法。
晚年的毛主席试图打破一切偶像崇拜，这种努力也包括打破对于他自己的崇拜。个人崇拜也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一度有了明显的宗教化倾向。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的力量依然是很强大的，是西方文化中无法忽视的重要平衡力量。但在中国，对于这种个人崇拜的宗教化现象，毛主席本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讨嫌”，但这个风不容易刹住。在毛主席身后，用了几年时间就把毛主席请下神坛，实际也是毛泽东生前努力的结果。而于今，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谁也不可撼动，这不是迷信，而是实践的检验结果、历史的必然选择。毛主席的一生，努力把中国人从赞美外国的月亮的境地带出来，喊出了外国人能办到的事情，中国人也一定能办到。到了今天，国人们可以有机会说，中国人能办到的事情，外国人不一定办得到。为了这种民族自信、发展道路自信，后人不可忘记毛主席做出努力，他的功绩不可磨灭。人们不应忘记，在毛主席时代，反腐败是被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思想和治国理政思路，也再次获得了肯定和实施。历史证明了毛主席用上山下乡布局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深远战略意义。尽管如此，仍有些当年的亲历者存有非议，一些“伤痕”文人热衷于推波助澜。毛主席一生经历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亲人离散，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汽笛一声，哭声一片的场面，对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对于抱怨知青生活艰苦的群众来信，他也清楚此类情况甚多，容慢慢解决。他坚持顶着骂名这样做，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文化，青年人是未来中国文化的承载，他们必须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亲身体验中国人民的疾苦，在历尽艰辛之后，才可以担起时代的重任，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一天。毛主席一生为了人民，到了晚年仍初心不改，勇敢、坚毅地超越时代局限。在他最后的几年里，不惜做出最大的个人牺牲，仍然顽强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开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境界，为的就是让后人深刻记住他的思想，避免人亡政息。如果说三四十年前，我们无法理解毛主席晚年的精神世界的话，情有可原，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摆脱时代的羁绊，看得那么远；但是，如果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能够理解晚年毛主席，那就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了。
晚年毛主席的成就和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需要人们慢慢体味。
